推動制度創新 建立現代化貨幣政策治理體系

時間:2020年01月03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 【字體:

  2019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中國經濟克服重重困難,負重前行,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局勢,仍然實現了6%以上的增長,新的增長動能轉換加快,經濟結構不斷調整。這一增長來之不易,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結果;是全國上下,統一思想,全面推進精準扶貧、治理污染、防范危機等“三大戰役”的結果;是正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果;是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的結果;是全國人民堅韌不撥、艱苦奮斗、共克時艱、頂住壓力、排除萬難的結果。
2019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19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推進制度變革,實現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決定。這一決定“洞若觀火”,是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分析,是實事求是、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重要結論。我們對2019年的經濟與金融形勢的多維度分析也顯示,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達到一個“臨界值”,所有指標都顯示,中國經濟這艘大船,觸碰了“硬地質”,這就是“制度硬核”。投資、消費、出口"三架馬車"相繼下行,增長速度持續下降,幾乎都與制度有關。民營企業投資急劇下降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引起的"信用不對稱"導致的金融不公平有關;消費動力衰退與"城鄉夾心層"、"貧富夾心層""制度夾心層"有關,大量農民工退潮,民營企業"跑路",中小企業倒閉,對外貿易受阻,p2p爆雷,傳直銷伏法,違建清理,環保停產,金融地雷,形成了新的"失業貧困人口",數量巨大。這些人不敢消費也不能消費;出現了大量的“僵尸企業、僵尸資產、僵尸資金、僵尸人才",這些"僵尸"占用大量經濟資源,影響新的增長動力;地方政府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鼓吹主義抬頭,出現了"大躍進式"的"綜合性癥狀";對外貿易更是遭遇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圍追堵截",出現了持續下降態勢,而重要的原因也是"制度硬核",西方國家視中國為"異己",視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如果中國不在"制度硬核"上破蠶而出,將還會遭遇更多更大的"阻擊戰"。中國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系統性金融風險,很多風險已經觸發"臨界值"。
    2020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敢于創新、勇于創新、善于創新,把制度變革作為突破口,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政策、創新技術,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重要的百年轉折的契機,推動制度變革特別是政治制度的變革,深化改革開放,逐步實現國家經濟金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執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推動結構性供給側改革。創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用現代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智能化技術武裝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體系建設"彎道超車",學會在數字經濟、信息社會背景下,創新貨幣政策理論與技術,以科技革命為契機,用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生產函數,求解貨幣政策目標,建立和完善數字化、智能化、動態化、精準化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現代化貨幣政策治理體系。
    一、2019年中國經濟金融的系統性風險及其深層次原因。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體制性、結構性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具體來看,消費增速持續下滑,進出口增速大幅下降,雖然房地產開發投資保持堅韌,基建投資有所回升,但受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影響,總投資增速亦有所回落。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但整體上仍面臨效率不高、市場化程度不足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延滯了經濟結構和體制的轉型。勞動力市場持續疲軟,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下降?偤蜕氏陆,老齡化問題嚴重,人口結構性問題亟待解決。受以豬肉為代表的食品價格快速上升等因素的影響,CPI同比增速不斷上升,但受需求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等因素的影響,PPI同比增速自7月份以來持續為負,CPI和PPI剪刀差不斷擴大。
    盡管一些新經濟行業增速較快,但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不高,對沖傳統經濟增速下滑的作用有限。從內部來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依然是重中之重。家庭部門杠桿率不斷增加,嚴重制約了家庭消費潛力的釋放,增加了金融風險。受總需求不足的影響,企業經營困難進一步加大,不得不被動加杠桿。重要的是,家庭和企業部門之間相互加強的反饋作用,使得不論是家庭杠桿率的下降還是僵尸企業的出清都變得愈加困難。為了保就業,地方政府對企業的補貼雖然會起到一些效果,但仍難以扭轉企業經營問題對家庭部門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及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的上升,需警惕金融系統內部風險與之相互疊加,引起金融再次“脫實向虛”,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下降。從外部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以及貿易環境的緊縮將繼續拖累進出口增速,同時全球增長放緩也導致外部需求放緩,這將進一步拖累進出口增速。盡管人民幣匯率2019年11月以來在合理區間小幅震蕩,人民幣長期貶值壓力仍不可忽視。
    1、全社會商品消費零售總額持續下降,中產階層消費能力持續下降。深層次原因是從中產向資產階層轉換中觸礁,在資產階層與農民之間,在城鄉之間,在國企與民企之間,在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產生了一個新的貧困地帶"夾心層",特別是近期民營企業大量失敗,催生了數量龐大的"夾心人",這些人消費下降,風險加大,有可能形成統性的消費信貸風險和信用卡風險。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財富效應下降,消費外流嚴重。
    2019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持續下降,但降幅收窄。1 月至 11 月的累計同比增速為 8.0%,較 2018 年同期低了 1.1 個百分點。而 2018 年相較 2017 年同期累計同比增速低了 1.2 百分點。
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財富效應下降。作為生產資料主體的國家部門消費力持續下降。中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國家,財富集中于國家,在反腐敗與廉政建設推動下,政府的消費能力持續下降。如何把政府財富轉化為人民財富,需要推動所有制結構與形式的改變,可以考慮將國有資產通過社;、養老金、公費醫療、公費教育等形式轉移到人民賬戶中。國有企業股權逐步劃歸社;鸸芾,讓人民敢消費,能消費,多消費。房地產價格的控制與股票市場的長期疲弱,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與信心。做大做好做強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是擴大消費的重要手段。房子是人民的財富,是最大的投資也是最大的消費,也是國民經濟的龍頭。有的人妖魔化房地產,非市場化房地產是不正確的。房地產的市場化水平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的市場化水平,這幾年對房地產業的行政化調控,本質上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倒退。因為,房地產是中國人幾乎是唯一擁有所有權的資產,是中國老百姓的主要信用基礎。當房地產出現巨大的不確定性時,國民經濟的不確定性就會加大。同時,中國的資本市場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按照常理,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不可能建成一個資本市場,因為兩者基本上是對立的。即使有很多民企的上市公司,但是這些公司的大部分資產仍然不是民營企業的,也不是投資的股東的。他們只是擁有這些資產的使用權,這就對股票的定價產生重要影響。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
    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變得十分及時與重要。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人民為中心的兩大前提條件下,形成中國的財富制度與有效的市場體系。這需要結合科技革命,創新理論與制度,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這種制度創新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2)"夾心層"收入大幅度下降,居民收入增幅持續下降,影響消費需求持續下降。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經觸碰"體制硬核",使得體制內與體制外差距擴大到了一個極限,風險加大。在城鄉之間,國企與民企之間,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夾心層"和"夾心人",由于民企倒閉數量的擴大,"夾心人"數量不斷擴大,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信用風險和社會風險,另一方面也是消費逐步衰竭的重要原因。"夾心人"一旦失去工作就會變成赤貧,從而成為精準扶貧的新目標。
    (3)消費大量流出,農產品丶輕工業品外匯匯率倒掛嚴重,貿易條件急劇惡化。"世界工廠"大量商品回流中國,形成新的產能過剩,一些岀口企業倒閉和退出,又形成了新的失業,反過來進一步壓縮消費。
初步研究,由于匯率定價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中國很多農產品和輕工業品匯率倒掛,如按現有匯率,在加拿大購買2斤豬肉,在中國只能購買1斤豬肉。在美國購買2到3件品牌西裝,在中國只能買1件。房地產價格也出現倒掛。
雖然從報表上反映海外消費并沒有明顯增加,但是中國居民海外現金消費顯著增加,特別是海外留學消費、旅游消費增加較多。
    2、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多持續下降,出現了制度性"流動性陷阱"的跡象。民間投資與制造業投資大幅減速。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日益突出,經營環境亟待改善,民企倒閉、跑路、退出數量大幅增加,制度性矛盾已經達到一個臨界值。海外投資風險加大,外資進入中國顧慮重重。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投資動力減弱。
    2019 年 1-11 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持續下滑,預計全年增速 5.2%,比去年回落 0.7 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下滑主要受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影響。其中,房地產投資雖緩慢下行,但新開工面積增速和施工面積增速雙雙回暖支撐了房地產投資增速仍保持堅韌,1-11 月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同比增長 10.2%,高于去年全年累計 9.5%的增速。受內外需疲弱的影響,制造業利潤持續下降,制造業投資年內大幅下滑,1-11 月累計增速 2.5%,預計制造業投資全年累計增速 2.5%,有望企穩。1-11 月基建投資(不含電力)同比增速為 4.0%,比去年全年提升了 0.2 個百分點,在逆周期調節不放松的前提下預計明年將繼續回升。
近7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下降,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制度性原因,雖然準備金比例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投資數量仍然不斷下降?傮w判斷是出現了制度性結構性的"流動性陷阱"。
 
    (1)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直難以解決。深層次原因是體制問題形成的"信用不對稱"和"關系型融資"問題。而制度面臨的"兩難選擇"使得民企發展不確定性增加,民企經營環境不斷惡化,很多民企選擇了退出模式和觀望模式,使得經濟出現了結構性制度性的"流動性陷阱"。
金融的基礎是信用,信用的基礎是產權。中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金融信用明顯集中于國有企業。金融制度中還存在一系列對民企的歧視。這種不公平嚴重影響市場的價格與難度。另外,中國的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存在歷史性的"關系型融資"。顯然,在金融市場,出現了制度性的"金融不公平"。20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強調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但是,始終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用不對稱"與"關系型融資"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問題,一個是制度性問題,這種問題就觸碰了改革開放的"硬骨頭"。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民營企業對社會制度的理解出現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沖突與對立,而文革的歷史印記則強化了民營企業家的恐慌。如何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市場經濟及資本經濟的有機的歷史的統一性,成為重要的命題。這一命題明顯觸碰了制度的底線。
    (2)由于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持續疲軟,投資熱點減少,市場動力不足。
中國的資本市場本來就先天不足,它根植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發源于一個傳統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經過20年的改革完善,雖然有所進步,但是,仍然無法解決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發展資本市場的重大難題。所以,資本市場長期裹足不前,十年未漲,使得投資者信心喪失。而房地產市場則是較強的行政干預,限購、限貸、限價、限時、限量,基本上回歸到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而房地產權與房地產稅的不確定性,使人們的預期發生改變,使得房地產投資下降,可能會出現暴跌局面。所有這些不確定性使得人們更愿意持幣觀望或者是移民海外。如果這些問題沒能很好解決,將進一步強化流動性陷阱的風險。
    (3)制造業投資大幅度減速,特別是民營制造業投資下降較多。
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這來之不易。目前,制造業投資增速持續下降,特別是民營制造業投資大幅下降,產能開始向東南亞、印度、南美等國家轉移,極有可能使中國失去第一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制造業投資下降的深層次原因,除了制造業本身的巨大的沉淀成本、創新成本等特征以外,與制度性的"信用不對稱""關系型融資"有關,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壁壘有關,與中國制度性的"金融不平等"有關。所以,中國需要建立專門的"制造業金融體系",保住與強化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實現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的轉變。
    (4)外向型投資受外部環境約束,增長難度加大。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與制度性差異,對投資預期產生巨大影響。
    (5)地方政府與國企投資動能減弱,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出現了不作為、亂作為的情況。運動式監管、官僚主義監管嚴重制約投資動力,亟待建立科學精準的監管體系。
    3、國際經濟金融風險加大,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增大。由于中國金融開放提速,資本項目逐步放開,很多過去管用的防火墻被拆除,風險與危機敞口暴露,西方國家隨時有可能對中國實施金融攻擊,防范國際金融風險與危機的任務日益繁重與緊迫。
外商直接投資下降伴隨二級市場投資比重加大,再加上資本項目放開,原有的防火墻折除,國際經濟金融風險暴露。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中美貿易摩擦、國際政治地緣風險、國內經濟金融領域風險等因素,可能對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資本流動造成一定影響,加大跨境資本波動。從凈誤差與遺漏項來看,短期內不容樂觀。自 2015 年“8.11 匯改”以來,盡管我國實行了嚴格的資本管制,凈誤差與遺漏項所隱含的資本流出已經接連 3 年呈現了 2000 多億美元的規模。這顯示跨境資本出現凈流出壓力,反映出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下,市場的避險情緒持續強烈。盡管 2018 年有所減緩,仍呈現了 1600 多億美元的規模。從這個意義上講,央行有必要實施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在“三元悖論”的理論中,如果一個國家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制度的市場化,實施資本管制是必須和必要的手段。悲觀來看,若繼續每年以 6000 億美元(資本賬戶以及凈誤差與遺漏項)的規模資本流出,3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將在五年內耗盡。此外,偏低的外匯儲備/M2比例也隱含了另外一層風險。中國居民每年有 5 萬美元的匯兌額度,保守估計只需要14億人口的5%擁有匯兌5萬美元的財富能力,就極有可能將外匯儲備快速耗盡。保守估計,中國居民財富的前 5%絕對有能力匯兌這 5 萬美元的額度。
    4、貧富懸殊擴大,居民負債率不斷上升并與不斷放緩的收入形成鮮明的"剪刀差",居民信用風險、消費信貸風險、信用卡風險不斷積聚,極易形成系統性風險。傳統理論中的"中等收入陷阱",轉化為"人的價值陷阱"。
    5、CPI和PPI出現剪刀差格局,在GDP放緩的同時,CPI呈持續上升態勢,宏觀經濟出現"滯脹"的苗頭。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價值函數發生重要變化,應當加大創新力度,充分激發6大紅利,優化價值函數,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
    6、統計數據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不充分問題,GDP/M2易被誤判,就業數據統計誤差較大,以致于造成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狀態。這種狀態如果不能及時校正,可能會造成"災難性計劃經濟模式"。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出現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不充分問題,從而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失敗,從而使得價格調節機制和價值規律失靈。當政府的信息水平小于市場水平時,政府的調控與管理功能也會失靈。目前,中國經濟面臨"雙失靈"的風險,如果這種風險出現,宏觀經濟管理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樣。一是統計信息制度的政府化行為較強,很多地方政府并不能真實反映統計數據;二是中國經濟具有特殊性,與西方國家不可比,也是主要經濟指標出現異常。主要在于中國的經濟微觀結構不同,中國經濟市場化水平低,市場發現價格與GDP的水平低,大量GDP沒有進入市場化統計環節。中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大量生產資料沒有市場化周轉。中國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這些數以百萬億的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資沒有消費,使中國的消費數據與GDP"統計失真"。中國存在大量的"灰色經濟""無色經濟",統計誤差較大。三是中國的金融結構中,間接金融比重遠大于直接金融比重,M2大,M3小,貨幣結構呈"倒三角",特別是微觀市場的資本生存機制觸碰"制度硬核",治理難度加大,嚴重影響實體經濟的自發調節和優化功能。更有甚者,很多經濟學者和管理者,誤把M2/GDP過高理解為貨幣供應過多,在不同歷史時期,使得逆周期調控出現"失靈"狀態。
    7、金融資產與實體經濟背離、貨幣價值與價格背離、房地產價格與人民收入背離,形成三個日益明顯的"經濟斷點",使得金融市場、貨幣市場、房地產市場"三大市場"風險日益暴露,容易形成系統性經濟與金融危機。
    僵尸企業、僵尸資金、僵尸資產、僵尸人才"四大僵尸"占用大量社會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嚴重影響經濟金融效率,使得金融系統貨幣乘數下降,催生經濟滯脹和金融危機。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新國企、新經濟、僵尸企業、房地產占用大量資金,對原有的實體經濟形成四個方面的"擠壓效應"。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雪上加霜。
    大量民營企業倒閉、跑路和退出實體經濟,金融存在制度性不平等,經營環境持續變差。其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形式制約民企信用和融資,由于宣傳及個別地方政府的言行導向,民營企業家對未來失望,選擇轉移海外和退出。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中國將岀現嚴重的衰退甚至社會危機。
    二、2020年,以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為突破口,以改革開放作為主要抓手,把"科技革命"作為"金鑰匙",實現中國經濟金融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決定,這一決定切中時弊,為我們解決當前經濟金融中的一系列問題創造了重要條件,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創新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結合中國實踐,以科技革命為契機,集中全中國人民的智慧,以5000年中華文明為基石,創新偉大的思想與理論,并使這一思想與理論與全球的價值觀相統一、相融合,并且成為全球發展思想和理論的標桿。未來的國家競爭主要是思想與技術的競爭。中國有5000年的偉大文明,這是中國的優勢。充分研究和運用這一優勢,海納百川,吸收全球優秀的文化與技術,創新社會制度。
    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價值革命、科學技術革命,必將引起社會革命。本輪科技革命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人類的第三次文明,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會,第二次文明是階級社會,第三次文明是科學社會。目前,全球正在從第二次文明向第三次文明過渡,這為中國實現與全球文明的對接,實現理論與思想的轉型創造了條件。習近平主席在G20大阪企業家高峰論壇上指出,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智能社會。從生產力層面深刻論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全新的歷史觀,這也突破了階級劃分社會的標準。
中國的經濟金融問題已經觸碰了改革開放的"硬骨頭",到了"遇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關鍵時期,很多矛盾需要用新的理論、新的思想、新的制度來解決。
    1、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以科技革命為契機,創新理論與制度,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崛起,實現與世界文明的有機統一,推動世界命運共同體和諧發展。這是正確解決當前國際國內各種經濟金融問題的突破口。
    一是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理為基礎,創新價值理論。解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難以計量的"馬克思難題",利用科技革命帶來的大數據技術和區塊鏈技術,精準計量與核算人的價值;把人的價值作為經濟體的主變量,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把經濟活動轉化為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把人的價值最大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以科技革命為契機,推動第二次文明(階級社會)向第三次文明(科學社會)轉變。關鍵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實現商品經濟時代向數字經濟時代的轉變,推動階級社會向科學社會的轉變。利用區塊鏈技術,發展通證經濟,實現生產資料數字化,數字分配通證化,實現經濟成果由資本(人的存量價值)、勞動(人的流量價值)、客戶(人的信息數字價值)共同參與分配的通證經濟制度。一旦經濟紅利由員工參與的多元的分配,階級剝削問題迎刃而解,生產關系就實現了質的飛躍。這種制度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實現公平有效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是對資本制度的否定與超越,但是又同時具有全球性的普世價值觀。三是把人的價值作為價值函數的主變量以后,大力發展以數字經濟為基礎的人的價值管理體系,并推廣至全球。實行嚴格準入制度和科學的監管體系,鼓勵科技型央企、大型的高水平科技企業(如華為、阿里、騰訊、平安一賬通等)在全球發展以區塊鏈+人的價值為基礎的數字貨幣。以個人的時間使用權為質押,以市場化定價為依據,全面推動人的價值的提高,一旦中國人的平均價值等于美國人的平均價值,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3到4倍。所以,全球經濟競爭的核心是人的價值競爭。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是人民。中國共產黨只要能真正為人民服務,就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2、建立超市場的市場經濟,實現資源配置方式"彎道超車"。
    中國之所以能崛起,是因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歸納起來就是“超市場的市場經濟”。
第一,市場。這種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遵循價值規律,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信息技術+市場。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在市場中的作用,實現市場功能建設的“彎道超車”。市場的重要功能在于發現信息與價格,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使市場的自發功能被互聯網機制超越?萍几锩軌蛞l社會制度變革,中國正在踐行這種變革。目前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在中國政府部門的應用意義重大。這種科技革命可能會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制度問題,使得中國自然演進到科學社會。
第三,有效政府+市場。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的合力作用,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市場有與生俱來的局限性(鄒平座,2005),這種局限性表現為:信息不充分、不對稱、機會價值、效用失真、有效需求失衡、交易成本等。這些局限性是各種危機的根源,也是市場失靈的原因。所以,市場經濟這種機制就需要公信力的政府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但政府的調節機制必須是科學的、有效的,在很多時候,政府也是失靈的。所以,中國應當充分把握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勢,推動政府科學化水平,使得政府的大部分職能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有效運用來實現。改變現有的金字塔式行政層級體制,裁撤人員,將政府職能以信息化的方式外包給有實力的科技公司和信息公司。推動區塊鏈技術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應用,充分發揮區塊鏈在信任機制、共識機制、共享機制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科學自主的社會治理體系。政府職能的科學化、信息化轉化,將減少傳統上很多政府職能的人為操作空間,使得政府職能更加公開化、透明化,降低腐敗滋生的空間,更好的實現為人民服務。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不適應中國國情。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全球價值鏈治理的嚴重缺陷就是兩極分化,使得全球價值鏈的價值資源配置越來越趨向高端。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全球貨幣制度安排、貿易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個別大國壟斷世界資源,人為制造國別價值差異,阻礙了全球價值的自由流動。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這一制度下,南美洲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原來殖民地國家如印度和非洲國家,后來通過改革實現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如俄羅斯、東歐國家等,經濟發展每況愈下。
第四,央企(國企)+市場經濟。央企與國企是政府管理經濟、彌補市場局限性、客服市場失靈的重要工具。中國的央企與國企(以下統稱國企),有著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它是中國防范危機的保障,也是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競爭力。中國由于歷史原因,在全球價值鏈的建設上面臨人口眾多,差異性大,發展相對落后等諸多問題。要想超常規地加快價值鏈的修復、維護與發展,需要國有企業形式的特殊價值鏈。國企的目標函數與民企不同。國企在時間上追求可持續發展,在空間上,追求市場、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區域性均衡發展,人的均衡發展,城鄉均衡發展,全球均衡發展。但是,國有企業制度也存在諸多問題。最主要是腐敗和治理體系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建立科學的國有企業管理體系,這就要創新管理體制機制。一是推動國企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充分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可以試點合伙制管理與通證管理,把區塊鏈技術引入國企改革,使得國有企業管理制度透明化。二是把國企管理與個人價值管理結合起來,建立科學的價值配置模型。國有企業形式是一種特殊的價值鏈,在這個體系中,如何發現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具有特殊的規律,也遵循科學價值理論的一般規律。
中國超市場的市場經濟體系是中國奇跡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目前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正確認識和總結這種經濟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3、加強黨的建設,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黨,改造黨,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使9000萬黨員成為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每一個細胞的"正能量""暗物質"。建設智慧政黨、科學政黨、人民政黨,實施信息化、扁平化、智能化、科學化組織管理與現代化治理體系。
    習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不僅在于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作指導,更在于秉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開放性,始終站在時代前沿,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根據中國的實踐、用中國的語言、總結出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用創新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根據世情國情和黨情的變化,進行了艱辛的理論探索,先后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真理性,又體現出了時代性、創新性。這一理論體系,科學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和“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課題,指導中國現代化事業邁上了一個又一個臺階、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科技革命的到來,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迎來了重要的機遇。面對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復雜形勢和各種困難,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發展數字經濟、數字世界的戰略要求,充分認識科技革命是百年變局的重要含義,推動中國社會的向第三次文明轉變,創新價值理論與分配制度,推動政黨理論再上一個新的臺階,實現中國的科學思想、科學社會制度與全世界價值觀有機統一,并形成科學的、有說服力的、有重要實踐價值的理論與創新體系。這需要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尊重科學,真正以人民為中心,改革開放,深入而努力實踐,變成一個科學的黨、人民的黨、先進的黨、智慧政黨、高效的黨,用最先進的科技技術,包括互聯網技術、信息化技術、智能化技術、區塊鏈技術武裝自己。
    4、創新科學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制度與市場體系,做大做強做好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大幅度增加人民財富,增加全體人民幸福感與安全感。
    中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資本市場制度,在微觀基礎上"血脈梗阻",難度較大。"股權分置"改革以后,又出現了大量的"新國企""國進民退",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弱化。再加上監管制度的不健全、不公平和腐敗問題,資本市場改革的難度不斷加大。
房地產市場遭遇了更為嚴重的"制度硬核",土地制度公有制與私有化產權的矛盾日益明顯。政府加大對房地產的調控力度,客觀上,使得房地產市場化出現嚴重倒退。
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發展戰略是中國經濟的"兩大藍海戰略",必須尊重市場規律,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個方面既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又要發揮政府市場化調控和科學監管的能力。建立科學的、市場的、民主的、信息化的、智能化的現代化的監管體系。堅決克服運動式監管、一刀切"割韭菜"監管、官僚主義監管和形式主義監管。
在科技革命背景下,探索人類第三次文明與區塊鏈技術的對接,實現資本市場經濟向通證經濟的過度。在科學監管的背景下,嚴格技術準入制度,推動股份制向通證制的過渡,實現"人民中心"論與現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制度的有機統一。所以,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價值革命和社會變革,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金鑰匙"。
    5、創新金融制度,為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創造全球最好的經濟金融環境與生態。
    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創新金融制度,使金融更好為實體經濟與民營企業服務。要充分認識到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金融內在的制度性問題,必須通過制度性、結構性方案來解決。政府應當增加民營企業的融資擔保能力,使生產資料使用權、知識產權、集體土地使用權、數字資產具有法定的融資能力,著力發展供應鏈金融+區塊鏈,多渠道真正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
    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創造全球最好的營商環境。必須從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民營企業的各種權利,建立服務型政府,尊重企業家,使創業企業家得到真正的主人翁地位,盡量減少意識形態領域的各種沖突,建立"彎道超車"的現代化、數字化制度體系。
    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數字金融,支持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建立科學的有效的制造業金融體系。防范與化解各種經濟金融風險,建立精準的、智能化的、市場化的反危機系統并有效切分到各高科技企業,實施分布式外包,集中連接到"中央大腦"。特別是在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各種風險暴露,要進一步完善與建設高度靈敏發達的國際反危機系統與防火墻。
    三、2020年,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最重要目標,牽一發而動全身,著手建立現代化貨幣政策治理體。
    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各項方針政策,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全面對外開放。下大力氣支持實體經濟,實現了中國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
2020年,面對更加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金融風險加大,金融穩定壓力加大。要遵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統一布置,全面抓好"六穩"工作,進一步深化金融業改革開放,緊緊圍繞"三大戰役"攻堅戰,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大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操作創新的力度,努力建設現代化貨幣政策體系。
    1、創新貨幣政策理論,充分運用科技革命與價值革命的契機,探索數字經濟背景下的貨幣金融理論,探索單要素(人的價值)生產力背景下,經濟增長理論,深入研究全球價值鏈函數、國家價值鏈函數、企業價值鏈函數、家庭價值鏈函數與個人價值鏈函數,為建設實現金融業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奠定理論基礎。
    2、創新貨幣金融制度,深入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下,如何建立既能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又能防范金融風險;既能實現充分就業,又能實現貨幣穩定;既能增強國家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又能實現際收支平衡的貨幣政策制度安排。
    3、大力支持發展數字經濟與數字金融,建立專門的監管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合作與競爭,創新以人的價值+區塊鏈的數字資產體系,搶占全球數字貨幣制高點。
    4、創新宏觀管理與統計的市場化機制與微觀機制,加大推動建設金融信息化與統計制度外包力度,通過大數據、區塊鏈管理消費與投資數據,并且集成現代化的、動態化的、大數據的、市場化的宏觀管理模式與貨幣政策決策與執行體系。
    5、把穩健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全面支持"三大攻堅戰"各項目標的完成,以充分就業為最主要目標,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力爭"實現中國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制度紅利",支持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總之,2020年將是中國最不平凡的一年,既是全球百年變局之年,也是中國制度轉型,建立現代化制度的一年。在貨幣政策方面,關鍵是要學會在信息社會,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在新的價值函數中把握貨幣政策的目標與工具,創新貨幣政策理論,緊緊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機,突破傳統理論的不足之處,在以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的生產力函數中,求解各項貨幣政策目標。關鍵之關鍵在于我們如何集中全中國人民的智慧,創新一個面向未來、面向人民、面向全球的現代化理論與制度體系,突破改革開放的"制度硬核",按照黨的十九屆 四中全會的要求,實現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作者:文/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研究員 鄒平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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